访谈提示
2023年的高考在即，全国高考报名人数1291万人，比去年增加98万人，再创历史新高。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王金玲研究员长期用性别视角关注高考群体的经历和经验，曾主编并参与写作《我的高考·女生的故事》一书，也考虑编一本《我的高考·男生的故事》。她想通过自己的高考故事带给我们什么启示？如何看待高考对女生命运的改变？不同年代高考女生的经历有什么时代差异？近日，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与王金玲研究员围绕“高考”展开了深度对话。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蔡双喜
(资料图片)
2023年的高考在即，全国高考报名人数1291万人，比去年增加98万人，再创历史新高。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王金玲研究员长期用性别视角关注高考群体的经历和经验，曾主编并参与写作《我的高考·女生的故事》一书，也考虑编一本《我的高考·男生的故事》。她想通过自己的高考故事带给我们什么启示？如何看待高考对女生命运的改变？不同年代高考女生的经历有什么时代差异？近日，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与王金玲研究员围绕“高考”展开了深度对话。
原汁原味，让女性讲述自己的高考故事
记者：您长期用性别视角关注高考群体的经历和经验，曾主编《我的高考·女生的故事》一书。当时怎么想到编这本书？
王金玲：鉴于诸多关于高考的著作中性别视角的短缺、年代比较的不足、落榜生的缺席，为更广泛、深入、全面地呈现中国当代中、高层女性的成长经历及变化，展现不同年代中社会、学校、社区、家庭等对女性人生的作用与影响，探讨高考对女性人生的意义，我们决定编纂出版一本高考女生回忆自己高考经历及感受的著作。于是，2017年，在恢复高考40周年之际，我和五位杭州大学历史系77级的女生一起商讨编纂、出版一本具有女性视角、女性自己讲述的有关高考之事的著作。
我组织这几位大学同学（同龄人）和当时研究团队中的姜佳将、高雪玉（非同龄人）等人开始征稿，突显作为参加过高考的中国女性——中国人经历的典型性和典型意义。
记者：在恢复高考40周年的2017年，不少回忆性著作相继问世，成为社会一大热点。《我的高考·女生的故事》和当时有关高考的其他回忆性著作有什么不一样？
王金玲：一是具有历史比较视野，呈现了一定的历史背景和历史脉络。这些著作记录了作者/作者们当时参加高考和入学时的社会背景、历史环境、心路历程等，反映了这一届考生/学生特有的人生特征，为包括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中国家庭、中国人等在内的中国研究提供了一份不可或缺的鲜活的基础性资料。
二是具有社会性别视角，呈现了女性的努力和奋斗故事。主编也曾被邀请撰写关于77届的高考故事，但是那些口述往往以男性为主，较少呈现女性。这使得有关中国在恢复高考的叙事中，来自女性当事人的叙述是短缺的。而这一不足，也难免使得不少已出版的有关中国高考的著作的社会性别呈现性的短缺，弱化了其应有的研究价值和社会作用。我们保持性别视角有助于读者了解社会发展与变迁/变化与性别平等之间的关系，明晰妇女发展与性别平等进程的规律，关注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推进性别平等，以及通过性别平等推动社会发展。
三是具有“小切口，大历史”视角，原汁原味呈现了宏大叙事背景下的个人原生态故事。我们认为，除了单一年代者外，呈现不同年代高考者的高考经历也是必须的和必要的，因此，我们的作者覆盖了从“50后”到“90后”不同年代的高考者。同时，我们尊重作者作为“当事人”的主体意志和自我意愿，使得本书各篇文风迥异，叙述者所论背景或内容各有繁简，更具有一种原生态的故事纪录的味道。
四是具有整体性视角，个案中涉及一例落榜生的故事。对于高考落榜者，有关高考的著作中极少呈现，诸多落榜生也不愿谈及此事。但即使是落榜者，也是高考考生，高考也是落榜生之人生重大事件之一。记录他/她们的高考经历，述说高考对他/她们人生的影响，进而全面、深入、准确地呈现当代中国的高考和高考生，也是必须和必要的。
五是站在女性立场，力求让女性讲述自己的故事，编纂自己的述说。本书的团队运作，从立意到组稿到编辑，都是女性，更理解和尊重当事人自己的书写。
记者：该书以口述史的形式将33位不同背景的高考女生的亲身经历展示出来。阿平写的是《被读书改变的命运》，孔燕君写的是《命运就这样改变了》……您如何看待高考对女生命运的改变？
王金玲：高考对每个个体的命运都有很大的改变，但恢复高考的77、78届高考，更具有决定性和关键性的作用，尤其对女生命运改变更多。可以看到，高考前后，社会、家人对女生的职业生涯、婚姻家庭、人生期望均发生变化。
记者：“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几代人，在书中生动地展现了女生在高考中经历的时代差异。您能为我们描述一下这种差异吗？
王金玲：“50后”带有一种被动选择性。“60后”“70后”带有家庭期望和自我期望、自我选择的结合。“80后”“90后”更带有一种自由选择性和自我选择性。
记者：书中也收录了您自己的高考故事。从高考报名到考试经过到填报志愿到最终录取，跌宕起伏，您想通过自己的高考故事带给我们什么启示？
王金玲：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通过实现上大学的梦想，我实现了当一个“写文章的人”的理想，并捎带着实现了“一天吃一个咸鸭蛋”的理想。这表明，梦想还是要有的，理想还是要有的，并且一定要坚持不懈，万一梦想成真，得以进入“理想王国”，还捎带着实现了其他的理想了呢！
关于高考，还有哪些性别议题值得关注
记者：您主编了《我的高考·女生的故事》一书以后，还会关注高考吗？现在参加高考的都是“00后”，您了解和研究过这个群体尤其是女性群体的高考故事吗？有没有可能为她们编一本高考的故事？
王金玲：这是个很好的建议，我们会考虑“00后”作为补充案例，来展现时代变迁，从女性的立场、以女性的视角重写历史/书写历史积累经验。同时，条件允许的话，也考虑编一本《我的高考·男生的故事》。
记者：国家统计局2023年4月发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统计监测报告显示，高等教育女生占比持续超过半数。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以来，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不断增加。2021年，高等学校在校生中女生为2780.7万人，比2020年增加124.4万人；占在校生的50.2%。您怎么看这个趋势？
王金玲：分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方面，高校女性比例上升是好现象，说明社会、家庭和个人对女性的期望发生变化，希望女生往更高的层次发展，女性个人也不断努力往更高层次发展。另一方面，从报告中我们看到女研究生所占比例越来越高，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女生就业比男生存在更多挑战，需要政府、家庭、社会提供更多对策。
记者：从恢复高考时女生参与比例远低于男生，到高校在校生中女性比例超过男生，可以看出高考在推动女性的成长成才？
王金玲：是的。高考是改变命运、向上流动的人才选拔机制。高考为提高女性人力资本、促进妇女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记者：关于高考，您认为还有哪些性别议题值得关注和研究？
王金玲：一是志愿填写应更尊重当事人个人的才能，而不因性别而禁锢个人选择，比如考虑女生适合什么专业。二是在人才培养机制和课程设置上，也应该具有性别视角，尊重女性的立场、经验和经历，发挥女性在建构知识体系中的作用。三是高校女生的就业环境中存在的性别不友好应该引起关注，应出台更多治理办法。